母亲2岁时，姥娘不幸去世，从那时起，未谙世事的她，开始体味人世的艰辛。
姥娘去世后，姥爷一个人拉扯着三个没娘的孩子，日子过得甚是艰难。于是，在好心人的介绍下，姥爷又找了个媳妇。“小白菜呀，地里黄呀。两三岁呀，没了娘呀。跟着爹爹，还好过呀，只怕爹爹，娶后娘啊……”母亲每唱起这首歌时，都会泪流不止。
姥爷续弦的目的本是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，而后姥娘是旧社会的一名交际花，是闲散惯了的人，怎会下力气干照顾别人的活？有一次，后姥娘让母亲拿一件东西，只因动作稍稍慢了一点，后姥娘手中的饭勺便重重地敲在了母亲头上，顿时肿起一个大包，疼得母亲几个晚上睡不着觉。
母亲9岁时，便在邻村的一户人家开始做保姆。9岁，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，还是在父母跟前撒娇的年龄，而9岁的母亲，却已经在冰冻的井台前，用红肿的小手给东家的孩子拆洗棉袄棉裤了。母亲说，从那时起，她慢慢学会了做针线活。言语中，竟有些许的自得。而我在母亲平静的诉说中，仿佛看到了年幼的她，穿着单薄的衣衫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样子。
母亲初中毕业后，考上了张店农机中专，于是她开始住校。离开后母呵斥的同时，也远离了父爱。中秋节，同学们都回家了，只有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宿舍里，对着清冷的圆月，吃着班主任送来的有些发硬的月饼。突然，宿舍的门开了，背着一口袋干粮的姥爷出现在母亲面前。姥爷知道倔强的小女儿中秋节肯定不会回家，便背着干粮从昆仑徒步走到张店，与女儿共度中秋。月光下，看着因长途跋涉而尽显疲惫的父亲，嘴里含着尚未咽下的月饼，母亲泣不成声。姥爷疼惜地抚摸着母亲的头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文革中，成绩优异的母亲，不顾老师们的苦苦挽留，毅然响应“上山下乡”的号召，来到了父亲所在的小山村。经人介绍，母亲与父亲相识了。初小毕业的父亲当时也是一表人才，但在母亲面前却讷讷地说不出话来。因字写得不好，给母亲写信都是由私塾出身的二爷爷代笔。以至于母亲总是怀疑：这么年轻的小伙子，怎么写起信来老气横秋的？
交往了一段时间，母亲托媒人捎话，提出分手。而恰逢此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母亲住进了医院。正当母亲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百无聊赖时，父亲提着一网兜苹果进来了。看着生病的母亲，父亲张了张嘴，想说句宽慰的话，却终未说出口。把苹果放在床头柜上后，父亲便开始一边搓着手，一边在病房里来回地踱起步来。而母亲的心里却热乎乎地开了锅。自小少人关爱的苦孩子，刹那间便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打趣父亲，说他仅凭一网兜苹果就打开了母亲少女的心扉。
有了我们姐弟三个后，母亲的生活变得忙碌而充实。她常跟人说：“咱打小就没有享受过真正的母爱，可不能再亏待了这三个孩子。”因此，母亲在村里成了有名的“护犊子”。几个调皮的孩子在尝过母亲的厉害后，再也不敢欺负我们姊妹三个。
也因为我们，母亲数次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母亲的中专文凭当时在村里已属高学历了，结婚后，大队安排母亲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。一段时间后，学校有个进修的名额，决定让母亲去，但为了喂养不到1岁的我，她把名额让给了他人，由此，也失去了做一名正式人民教师的机会。
后来，母亲又迎来一次人生机遇，村里要选派一名赤脚医生参加培训，可那时的母亲刚怀上弟弟，于是，她与这次机会又失之交臂。每当别人替她感到惋惜时，母亲都会淡然一笑说：“这三个孩子，才是我的宝，其他的，都不重要。”
在母亲的呵护下，我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。长大后的我，脑海中经常会浮现这样的情景：晨光中，母亲从丝瓜架上摘下尚带着初夏露珠的嫩丝瓜，用葱花炝锅给我们煮面条吃。每碗面条都有一个香美的荷包蛋。母亲却不吃，只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们。看到我们打饱嗝的样子，她会满意地笑着，然后目送我们踏上去学校的路。那丝瓜面条的味道，一直渗透到了我们的生命里，历久弥香。
因为姥娘去世早，所以，没人记得母亲的生日是哪一天。我们姐弟三个相约，把每年的母亲节定为母亲的生日。那一天，我们无论在哪里，都要赶回来聚在一起，给母亲过生日。因此，每年的母亲节，对于我们和母亲，都有了不一样的意义。
今年的母亲节，是母亲七十寿辰，我们姐弟三个，连同被母亲看大的孙子孙女外甥们，一起返回老家，给母亲庆祝生日。
母亲开心地笑着，忙碌着。临走，母亲又跑到门口的小菜园里，摘草莓，挖生菜，再细心地装进塑料袋里，一个个地给我们放到车上。
摇下车窗，挥手道别。转弯时回头，仍能看到，绚美的夕阳中，那矗立着的遥望的身影。
仿佛就在昨天，那个还和我们一起跳绳、嬉闹的母亲，在无情的岁月中，日渐老去。皱纹爬上了额头，霜雪染尽了黑发，只有那颗爱我们的心，亘古不变，一如往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