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记得初相遇时是个明亮到无法直视的艳阳天，树木绿得失真，比印象派画里的厚重涂料还鲜亮。汽车聚集在学校前面宽阔的马路上，堵得水泄不通。每辆汽车上面，都承载着一个家庭，他们拥有着不同的幸福和忧愁，而在上高中的孩子，则永远是他们悲喜之情的交点。
　　空气里凝结着中学惯有的紧张和沉重，我做了个深呼吸，焦虑却溢满了全身。
　　他冲门口发呆的我礼貌性地一笑。他脸庞的棱角不是那么分明，黑色微卷的头发稀疏地覆盖在头顶上，一双深邃的眼睛，看你时总觉得他要跟你说些什么。一件略显松垮的深红色T恤罩在他的身上。
　　那时的我是个固执的女孩，抗拒着高中半军事化管理的制度，青春期没经历过大风大浪，一场考试就能把酸胀充满心房。高一冬天的清晨，6点钟的铃声一响，一群背着大大书包的学生被宿舍楼门哗地一声吐出。他们还睡眼惺忪，迎着微凉的天光，头脑里还装着昨晚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刷完的练习题，端着的杯子里，滚烫的水尽力帮他们驱散周围的寒气。我是他们中的一个。那时的他正处于人生的低谷，曾经的教学成绩被一次教育改革全部抹去。凌晨5点半，天光未亮，他俯身亲了亲正在熟睡的儿子后走出家门，弯腰打开电动车的车锁，暖黄色的前灯尽力帮他照亮前方的道路，黑暗四下逃窜了，他骑行在寒风刮过的路上。是的，他是为生活奔波的人。不过20多岁的年纪，他却经历了太多事情。但是他说：“你们这群努力的孩子让我重新燃起希望。”
　　黑板上的粉笔字换过一板又一板，来不及抄写的人，叹了一口气，把钢笔丢在桌子上，趴下身子，把脸埋在胳膊里，微微抽动肩膀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流泪。我拿起笔在纸上随意划下“青春已逝，大殡三年”，抬起头却碰上他困惑的目光。他走上讲台向我们谈起他的求学时光。小小的离家少年，思乡心切，每周最轻松的事就是跑到电话亭给父母打电话，电话一挂，鼻涕和眼泪流了整脸。他浑浑噩噩过了高一，成绩倒数第一，是班里最透明的存在。转折性的一天，语文老师夸他的作文立意精彩，喊他起来朗读。他满怀欣喜地从最后一排站起来，一字一句从喉咙里迸出，带着一种仪式感，试卷纸因为手的颤抖微微地颠簸着，这种感觉太久没有了，一旦发生，就再也不舍得让它停下来。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学习，他开始牺牲午休时间，留在教室里刷题，为了让学霸抽出时间给他讲题，他一下课就抱起他们的水壶跑去水房，帮忙打水。围着老师问题，问到老师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你回吧。”就这样，一步一步，他从小尾巴上爬到了中游。听完他的讲述，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“Esmusssein”——非如此不可，这是贝多芬谱写最后一首四重奏中最后一个乐章的动机。他的求学生涯在这样偏执的旋律下，紧凑地展开，那个小小少年一脸坚毅，咬着牙，拼了命地增加自己的存在感。
　　不知不觉中，也许是在每天仰着脑袋望向他的过程中，我渐渐渴望变得理智、变得强大。没想过一直粗心大意的自己能把“集合一定要想到空集”“等号单独验证”“圆锥曲线联立方程之后要验证δ是否大于0”这些细节谨记在心。他的那些诸如早晨6点必须早读、跑操的间隙要背记在本子上的单词、被子一定要叠出整齐的四角、错题本一定要用两种不同颜色的笔圈出重点等等，看似严格的要求渐渐变成了我的习惯，融进我的血液。曾经的天马行空、飘在云上的幻想被狠狠地砸在地上，我的双脚开始踏在坚实的土地上，诚恳地面对生活的真相。
　　每到下午5点多，他与我们一起出操。我安静地缩在班级的方队里，跟着同学一起迈动整齐的步伐，同时用眼睛的余光标齐自己所在的排面。不用注意脚下，只要放下对摔倒的恐惧，跟着大家往前跑，就不容易跌倒。他随着我们跑，夕阳下的风把我们的校服和他的衬衣吹得鼓鼓的。“努力拼搏，成功属我！”固定的位置，固定的口号。三年间，我们一起度过了700多个这样薄雾轻笼却让人热血沸腾的傍晚。
　　每当我重新考虑这三年表面平静如水的生活的意义，在这过程中是被磨去了棱角，还是获得了在未来道路上都能依靠的能力，我都会想起高三的冬天，考试的不尽人意和冬日的寒冷阴郁交织在一起时，身体很不争气地高烧不退，只好晚自习请假出校打针。回来时走在教学楼前，还未下课，校园里一片寂静，教室里的灯在地上用力打下镁色的灯光，灯光笼罩的范围内有许多个鲜活的梦想，期待面向未来勇敢地闯荡。灯光色调虽冷，却又因为照亮了书本和前路，带给人一种奇异的安全感。我突然明白了，为何他说他以前的同学们都羡慕他在学校里工作，这世界上再难找到另一个地方灯火明亮却又寂寥无声，远离喧嚣。这寂静不是死的，是动的，无声地翻涌着巨大的梦想浪潮。
　　“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。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已。”运动会结束后，他给我们唱的这首歌真美。对了，那届运动会上我跑完1500米，披着衣服，流着鼻涕，抱着葡萄糖水回来时，他冲我竖了一个大拇指。